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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医大师王玉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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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医大师王玉川

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、教授,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,为“首都国医名师”。2009年,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国医大师。


王玉川教授(1923—)
著名中医学家,《内经》和中医基础理论专家。是中医界最早研究《内经》理论体系、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曾任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历任原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,院学术委员会主任,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审评委员会主任。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。兼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,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中医学科组组长,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理事。多年从事中医基础理论与《内经》研究,主要研究领域为阴阳学说的演变、气血循环理论、五行学说、运气学说以及河图洛书等方面的研究。主编有《黄帝内经素问译释》、《内经讲义》、《中医养生学》等专著,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


履历

1923年,生于江苏省奉贤县。
1941-1943年,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、陆渊雷先生,学成后在当地行医。
1943年-1955年,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。
1955年-1956年,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,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。
1956年-1957年,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。
1957年-1963年,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,潜心于《黄帝内经》的教学和研究。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、二版《内经讲义》。
1978-1984年,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,任副院长。
全国政协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届委员会委员,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。


学术成就
“老先生中,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。”
他精研内经,醒世而作,对五行学说、气血循环理论、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,破译河图洛书之谜,敢于对“辨证论治”、“有是证用是方”提出质疑。
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,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?玉川老笑答:“自己看书,想的嘛!”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,常常是一本书、一盏灯,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,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忽有所悟的欣喜,激励他一路坚持。


早在1938年,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《黄帝内经》,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,而这本传阅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,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,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。
此后,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,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,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,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。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,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。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,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。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,创建内经教研室。
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。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,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,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,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《内经讲义》,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,也为《中医学基础》和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。
研究中,王玉川发现,《内经》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,令人困惑。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,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,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,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。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,对《内经》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,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,解开河图洛书之谜。


“在这些老先生中,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。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,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,今天读来,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,观点之新颖,论证之严密。要知道,研究阴阳、五行、气血这些基础理论,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,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。
承古而不泥于古,注重创新,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。比如,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,认为从《周易》的一分为二、二分为四,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,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,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。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“死板的规定”,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
多年来,辨证论治被视为“中医特色”的重要标志,但是,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。首先,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“同方异治”的宝贵经验,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;其次,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,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,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。他认为,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,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“是一种现代迷信”,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。
王玉川常说,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,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,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,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。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,应采取审慎的态度,吸取合理内核,这体现了他“创新而不废古”的学术境界。


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,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,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,不再艰涩难懂,实用价值较高。同时他看到,在五行归类、生克、承侮、制化以外,譬如“五行互藏”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,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,教材也没有反映。事实上,被遗忘的“五行互藏”有重要意义,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《内经》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,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、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,都更为细致和全面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,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。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。他1993年主编的《运气探秘》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。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,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,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,阐发《素问》遗篇的学术价值。
“创新是硬道理,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。”王玉川认为,“有是证用是方”的原则是不对的。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“以方测证”,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,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,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。然而,现代研究告诉我们,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,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,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。所以,“以方测证”本身,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。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,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、有所前进,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。


治学做人
“看过他书批的人,都很震惊。”
虽然时代久远,纸面泛黄,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,依然清晰而美好。他独立思考,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,生活中却淡泊低调,特立独行。“人家说我好也行,说我不好也罢,都一样!”
采访王玉川,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费尽各种周折。5月的一天,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。然而面对媒体,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,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。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,“看过他书批的人,都很震惊。”


墙边立着一排书柜,信步走过去,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。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,红色、蓝色间杂铅笔,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,内容是关于孙思邈《外台秘要》的方药体会。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,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,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,虽然时代久远,纸面泛黄,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。


翻下去,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,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,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。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,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。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,有个人思考,他很喜欢自制图表,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,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、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,新颖而独特,给人启发。
那本传说中,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、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《黄帝内经》已经找不到了,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。“别人借走了没还,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,哈哈哈!”显然他并不以为意,更不以为憾。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,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,“有什么用呢?没用!”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。


如今他眼睛花了,别说写字,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,但幸运的是,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。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,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、琢磨医案,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,下着旁人眼中的“笨功夫”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,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,在浮躁的今天,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。
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,不迷信权威。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,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:“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,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。不要做教材的奴隶,要做教材的主人,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。决不能像果戈里在《死魂灵》里描写的那位‘死读书、读书死’的彼得尔希加,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,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。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,自己思索,自己做主,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。”


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,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,屡获开创性突破,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,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,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,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。
了解王玉川的人,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“低调”、“不争”。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,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,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,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,这似乎是种矛盾。
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,他把这些称为“乱七八糟的事”。“当时没办法推,这也是种任务。”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,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,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。但是在其位谋其政,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”的提案,被评为优秀提案。任院长期间,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,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,停刊20多年的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》于1981年恢复,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。


然而一旦退休,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。据介绍,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,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,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,中午回家稍作休息,下午又回来。“他的思维,就是做自己的事,看自己的书。”
这种淡泊、低调,不是怕得罪人,也不是没有想法,他是位特立独行、生性高洁的人。采访中,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“无所谓”,他说,人生几十年,没必要争名夺利。“人家说我好也行,说我不好也罢,都一样!”


教育临床
“倘若倾心而倒,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。”
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,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,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。理论临床相得益彰,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。
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,不过四五人,和师带徒相比,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。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,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。“倘若倾心而倒,一个老师的经验,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;相反,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,还摸不到门。”
虽然如此,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,倾其所有,他甘为人梯、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。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,谈起一件往事。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,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。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、尚未出版的《内经讲义》交给他,用作参考。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,心情澎湃,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“师恩难忘”。


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,强调文以载道,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,他从不敷衍,逐字逐句精心批阅,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。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,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。
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,并身体力行,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。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,如心血管疾病、风湿病、血液病等,临证时一丝不苟,疗效卓著,深受患者欢迎。
有段时间,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,非常劳累。一次在北中医校园,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,两人边走边聊。“和你说个事儿,”王玉川认真地说,“这国医堂看病,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?”但累归累,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。


深厚的理论功底,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。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,治疗非常棘手,用遍了温阳药、补气药、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,他向王玉川请教。王玉川说,“《内经》讲‘肾恶燥,即食辛以润之’,你别净顾着补阳,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。”果不其然,病情好转。


在临床传承教学中,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。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,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。以《千金方》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“芫花散”为例,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,但也无法解释原理,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。王玉川指出,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,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,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。


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,得知恩师被评为“国医大师”欣然提笔:“为人淡泊,不慕虚名。师出名门,有真才实学;学富五车,而无头角夸诞。虽非博导,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;未登讲堂,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。著述不多,却不乏真知灼见;临床虽少,却每能一丝不苟。审查论文,从不敷衍;撰写书评,必中肯綮。尊为国医大师,谁敢谓曰不然!”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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